名人故居路在何方? 谭嗣同故居沦为破败大杂院

名人故居路在何方? 谭嗣同故居沦为破败大杂院

2016年12月11日 08:01 来源:工人日报
 

名人故居路在何方?谭嗣同故居沦为破败大杂院
北京谭嗣同故居文物标志牌上所设的二维码。上官云 摄

  北京联合大学北京学研究基地曾配合市政协文史委员会,对该市旧城区332处名人故居进行考查,发现保存完好的仅有80处,多为纪念馆、博物馆、单位用房和名人后代独院住房。其余200余处均存在不同程度的失修情况。

  作为古都,北京市名人故居保护面临的困境,其它历史文化名城同样存在。名人故居的困境如同一面镜子,所暴露出的问题不只是文物保护一件事情,老旧城区人居环境不佳、产业低端、基础设施不足。北京中心城区平房区户均住房面积仅20平方米,且不成套,远低于全市人均29平方米的水平,中心城区棚户区改造,涉及在527个棚户区中居住的23万户70万名本地居民。

  在大杂院的包围下,修葺再好的名人故居,也很难更好地发挥应有的文化教育功能,它需要与所在街区协同发展。而这,就涉及城市规划、住房保障、人口疏解、产业结构调整、直管公房改革等诸多层面。

  菜市口是清代的法场,不少仁人志士遇害于此,其中就包括维新志士谭嗣同。出菜市口地铁站,南行300米左右便是当年谭嗣同在京的寓所——浏阳会馆。1986年,谭嗣同故居被列为北京宣武区文物保护单位。

  这处承载着沧桑历史的故居,如今却是另一番景象:掉漆的木门,破旧的房屋,成排的电表,堆放的杂物,逼仄的过道……百年旧居已然沦为大杂院,破败不堪。而这,就是当下北京名人故居的一个缩影,保护状况不容乐观。

  “从城市规划角度而言,故居保护对提升城市形象的多样性有重要意义,其蕴含的文化和历史价值可以让城市文化变得更厚重。一个城市如果缺少文化,便谈不上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副研究员黄顺江说。

  “谢绝参观,请自重”

  萧军故居,位于北京市西城区后海北沿鸦儿胡同6号。《工人日报》记者走访发现,院中二层小楼已呈颓势,一侧墙壁爬满爬山虎,墙上还码着一排电表。二楼的门窗开关不一,铁瓦长期暴露在外,已是锈迹斑斑……院墙外横七竖八地停放着几辆破旧自行车,院门上的朱漆颜料大片脱落,门前还有供街坊邻居使用的垃圾桶。

  萧军是著名作家,上世纪30年代还成为“东北作家群”的领军人物。1951年,他因工作调动来到北京,直到1988年病逝前一直居住于此。

  如今,故居已没有门牌号,且周边没有任何关于故居的标示,只有破败的门上隐约写着几个歪斜的字:鸦儿胡同6号。加之旧宅位于丁字路口,不依靠导航的话很难找到。旧宅邻居大妈告诉记者,萧军去世后,家人就搬了出去。

  “听说这房子都给别人了。”附近香火铺老板告诉记者,“房子已经塌了一半,这些年没见过人进出,已经废弃好久了。”她还表示,房主曾打算重修宅子,但在胡同里动工,少不得给街坊邻居一些费用,成本过高也就不了了之。

  正值中午,相比萧军故居的冷清与寂寞,胡同另一端李记酱肉爆肚铺已排起了长队。“除了个别文艺青年会来这打听,一般也没啥人来。”香火铺老板说。

  位于东城区帽儿胡同37号的婉容故居,是清朝末代皇后婉容的婚前住所。婉容被选为皇后后,此宅曾大规模改建,西路四进院落为居住区,东路三进院落为私家园林。

  如今这处院落也成为普通民宅。在故居的说明牌上,有院内住户用粉笔写的“私人住宅,谢绝参观”字样;在宅院门上,同样写有“谢绝参观,请自重”字样。在大门与照壁之间的过道,路面已经坑洼不平,并摆放着多辆破旧车辆,堆叠的砖块、拉扯的电线随处可见。

  事实上,谭嗣同故居、萧军故居、婉容故居的情况并非个例,据统计,仅北京市西城区360多处不可移动文物建筑,就有165处用于居民居住、存在安全隐患或被不合理使用,部分甚至存在严重安全隐患。

  腾退账单不是小数字

  保护名人故居的呼声,近年来多次见诸报端。但名人故居保护现状不尽人意,却是诸多原因导致的。

  据介绍,谭嗣同故居属于“直管公房”,产权归房管局所有,因此修缮工作与日常维护属房管局。而对于住户来说,由于没有产权,自然不会像爱惜自家房子那样维护故居。

  “旧城房屋不能参加房改,没产权,无法交易,我们没法自己卖房搬走。”有居民如是说,产权模式的滞后,使得即便有人愿意接手修缮,也难以涉足。

  修缮维护沦为大杂院的名人故居,前提是腾退住户。北京市西城区文委主任孙劲松曾表示,西城区需要腾退的文物面积近13万平方米,资金投入以百亿元计,还要配建相应的安置房。而这样的投入,远非一区财政收入力所能及。

  拥有131处名人故居的东城区,也因为房价节节攀升,改造成本巨大致使腾退缓慢。而微循环、渐进式的房屋修缮模式,由于缺乏统一有力的疏解安置政策,外迁安置房吸引力、大规模人口疏解资金、腾空房屋后期收益不足等因素,难度较大,人口疏解效果也不明显。

  “如何清退现有住户是最大难题,而修复成本是必须算清的经济账。”黄顺江说。现阶段故居保护,省、市、区各级政府的人力财力是有限的,只能优先保护一些名气较大的、更能带来现实收益的名人故居。

  名人故居的认定,是造成保护困局的另一个原因。有业内人士指出,目前故居认定并没有特别清晰的评判标准,保护对象的范围难以划定,保护工作也就无法有效展开。根据1996年发布的《关于严格执行建立纪念设施有关规定的通知》,已故近代名人的故居,除经批准的以外,一律坚持正常使用,不得专门腾出作纪念馆。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室主任刘魁立则认为,“文化意识缺失,导致故居保护难以有序展开。人们现阶段关注的重点,仍然是一些物质层面的收益,而故居保护作为一个长远项目,难以带来直接收益。”

  “买下房子我当然会修好”

  “天津记忆”志愿者团队青年学者张翔告诉记者,居民占用的名人旧居,保护状况较差,反倒是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占用的旧居,保护情况较好。

  “机构占用的话,有钱去维护房屋。几十年上百年的时间,旧居维护费用可能比建造费用还高。再加上名人故居房屋多是公产性质,大杂院中的住户缺少对故居的应有维护。”张翔如是说。

  记者在天津市和平区走访发现,天津较为著名的名人故居多为政府或企业使用,保存状况较好。如孙传芳旧宅,现为天津市供热办公室、市人口学会等多家机构联合使用;靳云鹏旧宅现为市文物公司使用;顾维钧故居现为民革天津市委使用;孙殿英故居,现为中盐天津市长芦盐业有限公司使用。

  天津的保护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值得借鉴,这涉及到另一个问题,即故居腾退后的合理利用。孙劲松表示,文物腾退后,不应再完全由政府“全包”,而是可以明确公益性使用方向和管理使用规则,然后引进社会力量,把文物古建变复合型文化场所。

  黄顺江认为,故居保护现阶段只是学界、政府在做,力量有限,保护渠道也相对封闭,需要更开放些。“可以邀请当地企业参与,一方面通过对故居文化价值的发扬和传承,企业也增强了自身的品牌内涵和知名度;另一方面把成本压力分给企业承担,达成双赢的局面。”

  事实上,近年民进北京市委曾提案建议,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名人故居保护工作,支持成立相关民间公益组织和慈善组织。同时,向社会筹集资金用于名人故居,在确保不改变名人故居原始结构、原有风貌的前提下,将部分名人故居出租、出售给私人业主,通过产权转让的方式推动名人故居保护。

  “但是,就一个院子修好了,周边街区设施还是不足,上个厕所都得去公共厕所,会有人来么?如果能让我把住的房子买下来,我当然会修好它。”有居民如是建议,名人故居的腾退修缮,需要和文保街区整体的腾退修缮相配合。而要发挥住户们的文保积极性,直管公房的管理体制改革,需要有所探讨和推进。

  另据悉,11月22日,北京市委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召开第十二次全体会议,对直管公房管理体制进行了研究。(朱林 赵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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