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有积极意义也有很大弊端 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与失

2016年11月21日 09:30 来源: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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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个月,201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揭晓,再度引发国人热议。有人不解,中国这些年经济发展突飞猛进,背后必然有强大的经济学理论支撑,为何中国人却拿不到诺贝尔经济学奖?也有人不屑,认为诺贝尔经济学奖不过尔尔,不必过于遗憾或期待。对这个奖项乃至经济学发展给予此等关注的不只是中国,还有同样没获奖的日本等很多国家。因此,有必要发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与失之问。

  得:西方经济学的最高奖

  诺贝尔经济学奖设立于1969年。1968年瑞典中央银行成立300周年之际,时任行长普尔·艾斯布林克倡议在已有的诺贝尔奖项中增设经济学奖。随后,瑞典皇家科学院成立了由5到8名成员组成的评委会,对每年从世界各地收到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提名名单进行资格确认、初选、复选,最终评选结果在当年10月公布。从1969年到2016年共颁发了48届诺贝尔经济学奖。作为对经济学发展阶段性成就的一个肯定,作为对经济学运用数学等自然科学工具进行探索并且形成一套接近自然科学的研究范式的一种鼓励,诺贝尔经济学奖以它特有的标准记录了经济学发展路线,也引导了经济学研究方向。

  从获奖成果看,诺贝尔经济学奖主要授予了以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为代表的西方主流经济学研究,这些研究大都基于个人主义方法论的哲学思维(从“理性经济人”假设出发,根据个体行为分析社会现象),基本都运用了数学分析工具。如1988年的获奖成果是关于市场平衡和有效使用资源的数学公式。1997年的获奖成果是“期权定值公式”。2005年的获奖成果是运用博弈论推进人们对冲突与合作的理解。2011年的获奖成果是使用计量经济学新方法分析经济政策给经济运行带来的变化。2013年的获奖成果是金融市场中资产定价研究的新方法。在这一奖项的引导下,经济学发展逐渐集中在西方主流经济学领域,研究方法推崇定量化、数量化,对社会现象的分析方式也都是从个体行为出发。有人认为这种相对单一的经济学发展路线推动了世界范围内经济学的统一,提高了经济理论研究的精确性、可靠性和可操作性,使人们对经济现象的认识和判断更加有根据。但也有很多人持不同看法。

  总体上看,诺贝尔经济学奖推动了西方经济学的快速发展。40多年来,这一奖项表彰了西方经济学的诸多重要研究成果,也实现了它自身的价值——西方经济学的最高奖。例如,198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宣布之时,恰逢世界股票市场暴跌,而获奖人正是一直与里根政府的经济政策唱反调、主张政府必须有效干预市场经济的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罗伯特·索洛。经济学界人士称之为“适时的褒奖”,索洛提出的新古典增长理论也成为西方现代增长理论的基石。199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罗伯特·芒德尔建立的开放型经济下的宏观经济学理论则成为国际宏观经济学教学的基础课。201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普利斯顿大学教授安格斯·迪顿对于消费、贫穷与社会福利的研究被认为推动了现代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以及发展经济学的转型。

  失:三种色彩凸显其局限性和不足

  经济学是建立在经济实践基础上的用于解释经济现象、预测经济趋势、提供决策依据的理论。经济实践是丰富多彩的,经济学也必然是丰富多彩的。西方经济学的谱系再宏大,也不是经济学的全部。更何况,西方经济学在西方经济危机面前屡屡受挫,已经证明了其理论具有缺陷。那么,作为西方经济学最高奖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也必然带有与生俱来的局限性和不足,突出表现为三大色彩。

  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经济学帝国主义”色彩。主要有两个突出表现:一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和理论对其他社会科学领域的渗透、冲击。例如,以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加里·贝克尔为代表的学者使用西方主流经济学方法“侵入”传统的社会学、法学等学科研究领域。也有一些其他学科的学者主动借鉴和运用西方经济学方法,虽然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但“理性经济人”的模型也冲击甚至危害了这些学科原本的价值体系。二是经济史、经济思想史、制度经济学等被边缘化,经济思想史等专业甚至被西方一些大学的经济系淘汰。

  经济学的美国色彩。诺贝尔经济学奖几乎被美国学者、美国科研机构以及美国关注的研究主题所垄断。在78名获奖者中,美国学者有56人,其他获奖者也主要来自西方发达国家。从获奖者所在大学或机构来看,绝大多数集中在美国。这把美国推上了世界的经济学研究“高地”,而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研究和经济学者被大大边缘化了。不仅如此,美国的经济学还通过美国大学、研究机构的学术交流和留学生培育而对外扩散,对整个世界的经济学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一些拉美国家甚至直接引入美国经济学的理念方法对本国经济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造,造成了十分严重的后果。

  经济学研究的数学化和范式化色彩。诺贝尔经济学奖促进了经济学研究中对于数学的过分运用及模仿自然科学的研究范式大行其道。在诺贝尔经济学奖设立之前,很多经济学家如萨缪尔森的老师熊彼特、弗里德曼的对手加尔布雷思、注重演化分析和学科交叉的美国制度经济学代表人物凡勃伦和康芒斯等,都偏重经济思想研究,数学工具的应用并不普遍。但随着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设立和激励,经济学者试图将经济学改造成如同物理学一样的“硬科学”,以进一步体现经济学相对其他社会科学的优越地位。事实上,数学在经济学中的深度运用和仿自然科学的研究范式引发了很多问题,突出表现为经济研究和现实经济发展的关联度越来越低。以至于连很多西方学者都意识到“太多的精力已经而且仍然浪费在纯理论的推演上,没有人想要解释经济事实,也没有人想要解决社会和政治问题。”

  评:能解决现实问题的经济学才是好经济学

  近些年,世界经济版图持续变化,全球增长动力面临大转型,诺贝尔经济学奖却还在聚焦西方发达国家,推动经济学研究越来越抽象化、数学化,这使得它与现实经济社会发展的距离越来越大,对于经济问题的解释力也越来越弱。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纳德·科斯生前所说:“经济学已经成为一种飘浮在半空中的理论体系,它与真实世界中所发生的事情很少有关系”。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也认为,“目前的经济学科不惜牺牲历史研究,牺牲与其他社会科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而盲目地追求数学模型,追求纯理论的、高度理想化的推测。这种幼稚的做法应该被摒弃了。经济学家们往往沉浸于琐碎的、只有自己感兴趣的数学问题中。这种对数学的痴迷是获取科学性表象的一个捷径,因为这样不需要回答我们生活的世界中那些更复杂的问题。”因此,国际上一些知名大学经济系的学生要求对经济学教学进行改革,甚至一些学者开始质疑诺贝尔经济学奖是否违背了“为人类做出重要贡献”的授奖要求。

  不难认识到,只有基于经济实践、回应现实问题的经济学研究才具有价值。从经济学思想史的纵向维度看,经济学研究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经济学研究或称经济学革命无不关照着划时代的重大现实。从不同国家经济学特征及其与经济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的横向维度看,经济学研究具有鲜明的民族性,都与本国现实相结合,具有本国特色,例如19世纪的德国经济学、20世纪的美国经济学和日本经济学等。因此,只有能解决现实问题的经济学才是好经济学。能解决发达国家经济问题的经济学固然值得称道,能解决发展中国家经济问题的经济学同样是人类思想宝库中的明珠。对经济学的评判不应该论出身,而应该看效果。从这一点看,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局限性十分明显,它只展示了西方经济学的研究成果,并不能代表世界经济学的高峰。

  在当前错综复杂的世界经济发展形势下,一场经济思想的新革命已在酝酿和发端。中国经济连续30多年保持快速增长,从贫穷落后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建立在中国经济实践基础上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正在构建和完善中,展示出越来越大的理论魅力和真理力量。我国学者应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脚踏实地地把中国的经济研究好,把中国的经济问题解决好,在国际学术舞台上发出响亮的中国声音。对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过分追捧当休矣。

  (黄晓勇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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